这与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和定罪都要达到最高证明标准的规定大体是吻合的。

[14]例如，在古希腊的宇宙论中，宇宙与城邦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整个城邦秩序被看作是整个宇宙秩序的映射。尽管如此，政治宪法学在处理宪法的法律性与政治性关系方面，却基本上是失败的。

因此，主权的绝对性，来源于立约的神圣性。这一条就规定了政治权力不能通过直接干涉法院审判的方式来影响法律。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再从市场经济中直接获取信息，而是通过失业率、货币兑换率、经济增长率、消费总量等宏观数据来对经济系统进行观察和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强调法律的非法律性，并非是要打破法律的界限，从而混同法律与非法律，而是在观察的层次，将法律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再次引入到法律系统之中。主权者本身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同时却必须受宪法这样一份神圣时刻之契约的限制，甚至主权者本身，就是这份神圣契约的人为建构。

[21] Niklas Luhmann,Verfassung als evolutionäre Errungenschaft,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9, S195. [22] Niklas Luhmann,Verfassung als evolutionäre Errungenschaft, Rechtshistorisches Journal 9, S195. [23] 卢曼是如此表述隐含在主权中的悖论：我可以不受拘束地做出对所有人有拘束力的决定，这也意味着，该决定也拘束我自身，因为我也属于政治系统。然而无论是施门德的宪法整合论还是施米特的政治决断论，其基本做法与耶律内克的国家法学并无本质差异，都是将对国家的基本理解投射到宪法之中，因此也无法回答上述问题。[29]从证据规则层面来说，既然《监察法》已经明确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应当与司法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一致，那么应当进一步规定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活动需遵守《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侦查取证的各项规则，改变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既要遵守《监察法》又要符合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的割裂、矛盾的现状。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证人、鉴定人等依法出庭作证，法官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方式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和认定。《决定》中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表述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另外，在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中，被调查人是否可以自行辩护，《监察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第二，检察机关将原来拥有的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机关，这有利于减少公诉职能对审判职能的不当影响，但同时需要关注侦查职能对审判职能可能带来的不当干预。

在处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时，需要重申审判中心主义，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监察中心主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不仅履行控诉职能，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控方可以监督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方案，对于侦查中心主义构造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总则第五章和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章，作了详细的规定，比如证据的种类、收集证据的程序、各类证据审查和认定的具体要求等。同时规范监察机关对于涉及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活动，确保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通过调查程序，被调查人触犯党纪的，纪委可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党纪处分。

[24]同注9引书，第168页。另外，对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调整来说，目前的规范性文件并未涉及。另外，此次监察体制改革并未完全剥离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这导致检察机关仍然可能通过案外方式影响审判职能的独立、公正行使。监察机关调查活动中的刑事调查部分，与刑事诉讼程序具有密切联系，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众所周知，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围绕刑事诉讼展开，使用以审判为中心的框架分析刑事诉讼活动，具有正当的理论基础。[18]参见《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出台》，http：//www．gov．cn/xinwen/2017-10/12/content_5231274．htm#l，2018年10月10日访问。

[14]然而，《监察法》对该问题并无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

既然如此，对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就应设置较为宽松的程序限制，而对刑事调查则应确立较为严格的程序规范，对那些接受刑事调查的人也应提供更为完备的程序保障。[14]参见汪海燕：《审判中心与监察体制改革》，载《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19-120页。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从性质上说是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合为一体。[24]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监察机关所具有的远高于公检法机关的政治地位，以及作为行使侦查职能的监察机关与案件处理结果之间的利害关系，[25]导致监察机关既具有希望法院认定指控成立的强大动力，也具有迫使法院认定指控成立的强大权力，最终通过证据的审查认定加以体现，即监察机关调查所得的证据基本上都成为法院的定案根据，侦查结论对审判结论具有预断性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无法得到体现。第二，监察机关刑事调查所取得的证据，需要刑事审判的认定。该规定从证据能力的角度解决了监察机关调查活动所得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问题。

在监察机关的党内权力、地位远高于公检法的情况下，监察机关的诉讼权力和地位也将对法院产生压倒性的影响。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原有的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给监察机关，这对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带来了很多待解的课题。

参见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6页。具体来说，《监察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是实现辩护职能的必然步骤，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能否对监察机关形成实质制约，进而能否避免监察中心主义的出现便不无疑问。

《积极探索实践形成宝贵经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取得实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综述》，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1/05/c_1121908387.htm,2018年10月10日访问。由于受法律知识、辩护技能、所处境遇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能发挥的辩护作用非常有限，辩护职能的实现主要依靠辩护人，尤其是辩护律师。允许辩护律师介入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使辩护职能充分发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摘要】 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审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这意味着，此类案件的侦查活动是由监察机关负责完成的。由此可见，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内容与刑事侦查活动的内容具有同质性。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问题也持相同的态度。这一点可从《监察法》第33条第2款的规定中解读出来，即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与刑事审判关于证据的要求和标准相一致。

如前所述，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只执行《监察法》。【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

例如，留置措施作为一种可能长时间剥夺被调查人人身自由的措施，与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措施具有同质性。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愿景。例如，监察机关的性质问题，其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与刑事诉讼中行使公权力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是何关系？又如，监察机关调查权的属性是侦查权，还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再如，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是否需要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否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开展活动？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与刑事诉讼程序如何衔接？等等。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的是诉讼职能之间的关系定位，诉讼职能调整的目的一是要打破侦查、起诉和审判各自独立的局面，实现审判职能对审前程序的控制，并建立起合理的诉讼构造，二是要确保审判职能的终局性和权威性。

那么，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如何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在证据规则方面的要求？从《监察法》的规定来看，有些条文体现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那么，讨论以审判为中心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系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呢？ 例如，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涉及刑事证据规则，其调整的诉讼主体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包括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

因为在监察体制改革前，纪检监察调查所得证据如果需要在刑事诉讼中使用，还需要检察机关的转化，而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调查所得证据不需要任何转化即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从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来看，《监察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还有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对于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及其参与范围没有任何突破性的制度安排，对于审判中心主义的实现无疑构成严重的阻碍。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是以审判为中心的集中体现，也是审判有效制约侦查、公诉的主要工具。